博物馆寻珍录
广州艺术博物院3号展厅正中，一扇米黄色屏风，前面是略高于地面、几张榻榻米拼合的地台，上设一几，覆以台布，中央部分摆着一件青色短口瓶，一支略弯的翠绿莲蓬从瓶中挑出。鹅黄色的聚光从高处打下来，令地台之外的整个展厅，仿如藏入夜色，也让周遭展柜里的24件画作，更显沉静。
这是正在展出的主题为“樱枫幽玄——广州艺术博物院藏近现代日本绘画展”。这个展览，是艺博院第一次将馆藏的日本绘画呈现于公众眼前。
文：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卜松竹
图：广州艺术博物院提供
通讯员 李偲毓
《仕女图》开篇 《踏雪图》收尾
“樱枫幽玄——广州艺术博物院藏近现代日本绘画展”让许多观众第一次知道，原来这座以岭南美术收藏著称的全国重点美术馆中，还有一批精彩的日本绘画藏品。
在静谧的展厅中，展览策展人、艺博院学术委员会主任、研究馆员翁泽文向记者一件件介绍了这批日本绘画。他告诉记者，馆藏的日本画作，总量为40多件，主要来源有三：一是广州移交的馆藏;二是容庚先生的捐赠;三是艺博院自身陆续的购买。但广州博物馆的馆藏何来，由于当时没有将相关的资料一并移交过来，现在还说不清楚。而就国内公立收藏机构来看，日本画作的馆藏也并不多。艺博院的这批画作，就很难得。
展览以山下青崖的《仕女图》开篇，据作品解说的作者、芝加哥大学日本美术史研究生蒋灵均的说法，此作属于典型的美人画。人物身上为了解脱方便而前系的腰带，与裙裾下方露出的红色木屐带一道点明其游女(对日本风月场所职业女性的称谓)身份。美人画在江户时代开始盛行于各个阶层，既有请画师独家定制的绢本设色美人画，也有在街角书屋贩售的雕版印刷浮世绘美人画和图谱，“不同于中国的唐宋宫廷仕女图或明清上流阶层妇女像，日本的美人画往往对背景作留白处理，或仅在人物周边加上一些细小物件作为衬托。背景的留白空间更加突出了人物的发型与衣着，形成强烈对比”。美人画表现了当时所追崇的风尚，以及相应的情感生活，同时也通过细密的服饰图案的描绘彰显画家的高超技艺，使笔下的美人风姿成为视觉的享受。
展览的最末，是一件《踏雪图》。画作描绘的是白雪飘扬的冬日女子撑伞独行的形象。积雪的松枝从画面右上角斜跨入画面中心，将视点引向撑着红色和伞的女子。人物身着暗色和服与长羽织外套，足踏冬季专用的雪木屐，踽踽独行，低首看雪，仿佛心有所思。人物衣装单薄，在漫天飞雪中，似乎透着沉重、孤寂的心境。翁泽文说，它由容庚先生捐赠，可惜作者和创作年代都不详，但确是一件精彩的作品。不久前日本驻广州总领事来看展览，在它之前驻足良久。
朝颜生花藤 但求人之水
另一件创作年代不详的《井台朝颜》由画家光丰所作。翁泽文告诉记者，这件作品以加贺千代的典故为题材。加贺千代(1703~1775)是江户时代中期著名的俳句女作家。某日清晨她来到井边准备汲水，发现一株盛开的牵牛花(朝颜)攀援在井台的吊桶上。这自然于晨曦的梦雾中的神来之笔令她不忍惊扰，就到邻家借水去了。为此她还创作出了一首脍炙人口的俳句名作：“朝颜生花藤，百转千回绕钓瓶，但求人之水。”此作采用勾线平涂的工笔画法，通过高雅别致的服装揭示出人物作为知识女性的身份。据说加贺千代本人其貌不扬，但在此作中，依然沿袭了中国唐宋仕女画及日本传统美人画那种丹凤眼和樱桃小口式的审美模式，将其塑造成一位美人的形象。
展览中，冈田华乡的《虎憩图》让人想起以画狮虎著称的何香凝的画作。蒋灵均说，在近代之前，日本并没有狮虎类猛兽。但在与中国的文化交流影响下，自15世纪开始，象征着英勇威武、祛邪避妖的狮虎成了日本画中一个炙手可热的题材。由于条件所限，他们只能“照猫画虎”。直到1902年，日本第一所动物园东京上野动物园从德国引进了非洲狮等珍禽异兽，才改变了这一局面。
“新日本画”与“岭南画派”
联系紧密
作为艺博院今年的重头戏——“纪念高剑父诞辰140周年展”的辅助学术展览，“樱枫幽玄”展中呈现出的日本绘画与岭南画派之间的关联，也引人好奇。
翁泽文指出，江户时代以前，日本文化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美术也不例外。江户时代后期，西方文化开始进入日本。19世纪60年代末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积极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呈现出一种开放的态势。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日本画坛表现出对西方艺术思想的包容，以及试图摆脱中国文化影响的独立意识。随着以油画为代表的西方绘画的涌入，日本出现了“洋画”。与此相对应，基于传统材料和技法的日本民族绘画则被称为“日本画”。从1882年开始，兴起了“新日本画”运动，以东京为中心，波及京都等地。
新日本画又称近代日本画、近代新日本画，与此前的传统日本绘画如浮世绘等迥然有别。新日本画引进了西方绘画透视学、色彩学、解剖学等观念，融合了西方绘画的写实经验，讲究光影，追求质感、量感和空间感，是传统日本绘画与西方写实性绘画相互融合的产物。正因如此，它成为中国近现代以革新中国画为宗旨的岭南画派的借鉴对象，与岭南画派存在着密切的渊源关系。岭南画派的创始人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以及主要成员高剑僧、方人定、黎雄才、杨善深等，早年都曾赴日本学习绘画，接受新日本画风的洗礼。
在新日本画坛上，竹内栖凤是高剑父最为推崇的画家，也是对高剑父影响最深的画家。竹内栖凤是明治时期京都画坛耆宿，与当时东京画坛领袖横山大观并称为新日本画坛的两座高峰。展览中有一件竹内栖凤的《平冈新松》，但这件并非新日本画风的画作，而是日本传统琳派画法。平冈是在大片淡赭之上局部覆以浅绿，幼松则以褐色勾枝干，以淡青加浅墨点树冠，表现的是初春大地开始复苏的景象。笔法轻松自如，设色清新淡雅，构图疏朗空灵，令人赏心悦目。
樋畑雪湖的《月夜琼楼》在展览中也是一件重要的作品。翁泽文指出，此作不拘泥于技巧，以“朦胧体”结合南画的手法，营造出一种清幽空寂的氛围，以水墨浓淡展现优雅清净的境界，寄托了与世无争、超然脱俗的志趣。山下的岩石结构以线条勾勒作简化处理，则源自对锦绘浮世绘技法的借鉴。这种“朦胧体”曾对日本时期的黎雄才影响颇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