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妇女报·中国女网记者 茹希佳
6月7日，就在中考前三天，山东籍初三女孩杨瑞立在家中遇害，杀人嫌犯是她41岁的父亲杨爱静。杨瑞立曾向社会各界求助过，然而，孩子的求助显得那样无力。最后，她还是在家中被情绪失控的父亲用刀刺死。
“如何做到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的危机干预和风险防控?”“如何评估一个儿童个案的介入服务是否及时有效?”“多部门联动保护儿童，哪个部门来牵头，谁可以跟踪孩子的个案到问题解决的最后一步?”“中国那么大，西部山区儿童保护，如何打通最后一公里?”“社会在关注儿童个案的时候，能否关注孩子的心理感受和需求，真正做到以儿童利益最大化?”6月28日，由南京市玄武区民政局主办的多部门联动儿童保护全国研讨会在南京举行。来自全国八个省市的150多名未成年人保护工作者、法官和检察官等司法工作者、政府相关部门和相关单位代表齐聚一堂，对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社会保护的话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民政牵头 江苏多部门联手搭建儿童保护伞
南京市玄武区有一位困境儿童，父亲去世以后，母亲不能履行监护责任被法院剥夺监护人资格，民政局成为监护人。孩子即将升初中的时候，遇到迁移户口的难题。孩子原来的户口在亲戚的房子里，亲戚的房子要出售，孩子的户口必须迁出。名下没有房产，母亲被剥夺了监护人资格，孩子落户成了难题。
南京市民政局儿童福利处处长吕芳介绍，民政部门受理之后，找到公安。根据联席会议的合作模式，民政牵头和市区公安户政民警开会协商。最终，公安机关根据最有利于孩子未来生活的便利出发，为孩子在原来的社区开了一个单独户，这个由一个孩子做户主的户口本交给市民政局的未保科长保管，也成为民政部门行使对孩子监护职责的一项内容。这样的事情看似简单，但是在很多地区，恰恰因为没有单位牵头，承担责任，导致一些困境儿童的求助悬而难决。
2016年以来，江苏省成立省级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制度，之后推广到困境儿童保护领域。江苏省采取加强民政牵头指导，压实部门责任，确保各项措施落到实处;加强宣传引导，完善“家庭、社会、政府”三位一体的社会保护工作机制等方案进行推广，效果明显。民政兜底、民政牵头，很多疑难的困境儿童个案便有了一个托底单位，为困境儿童撑起一片蓝天。
权益受侵害儿童需要社会合力共同关爱与保护
刚刚过去的“六一”儿童节，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全国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十大优秀案例，其中就有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审理的蒋某猥亵儿童案，该案件依法严惩通过网络实施的无身体接触的猥亵犯罪。
研讨会上，据参与此案审理的法官和检察官介绍，一名男子谎称影视工作室招募童星，在QQ聊天软件上结识女童，并以检查身材为由，要求被害人在线拍摄和发送裸照，诱骗被害人通过QQ视频裸聊并做出淫秽动作。案件最终公布被性侵儿童31名，但实际上受害儿童多达100余人，遍布全国多省。
为何其他儿童没有被列为受害人，是因为家长们的意识所限。他们认为要在孩子面前淡化此事，就可以让事情很快过去。而来自台湾的资深儿童社工高小帆表示，被性侵的儿童如果不能及时获得很好的心理创伤治疗，那么，随着年龄越来越大，羞耻心越来越强，这些童年时期受到的伤害，可能伴随他们终身。
来自浙江宁波的未检检察官王英，也是一位处理性侵个案的心理咨询师，她说：“要眼中有案，心中有人。如果被性侵儿童，不能及时获得专业的心理创伤干预，那么，他们也很难拥有新生活。”
平衡资源让不同地区孩子享受到同样的保护与服务
徐迎利是安徽池州学院一名心理咨询师，日常生活之外，她还兼职池州市未成年人保护协会理事，接收当地留守儿童个案，为有需求的孩子提供心理疏导。
两年前，徐老师从当地12355未保热线接到一个留守儿童求助。她发现这个孩子，父亲外出打工常年不在家，母亲是聋哑人无法说话沟通。女孩积压太久的倾诉欲望无处表达，走在抑郁症的边缘。“通过多次疏导，女孩的精神状态大有好转。”徐迎利说，但是，身高只有一米四的孩子，已到了就业年龄，却因没有学历、没有技能而求职无门。经过徐迎利的牵线，当地对口扶贫的司法所所长和社会爱心人士的帮助，女孩进入一家纺织工厂，厂长为她安排了合适的岗位，让她顺利踏上社会，有了工资，减轻了家庭经济负担。
“这个孩子得到救助了，但是在安徽农村，还有很多类似的儿童，像这样一个一个去帮，怎么帮得过来?”徐迎利经常听到一线未保主任类似的感叹。
而在中西部一些偏远贫困山区，因为居住环境的影响，帮助困境儿童更加难上加难。
“如何打通最后一公里?让困境儿童在城市和农村，在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获得无差别的服务?”这是复旦大学社会学系主任赵芳教授，到西部山区调研回来后最大的感受。
赵芳说，近期，民政部出台规定，要加强社区儿童主任的岗位职责，用儿童之家的模式巩固地区儿童保护网络。“如何一步步让政策落地是关键，要把社会和政府力量充分整合起来，中国儿童保护事业定有前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