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6日，由张译、黄志忠等领衔主演的年代反特刑侦剧《光荣时代》迎来大结局，该剧讲述了以郑朝阳(张译饰)为代表的新中国第一代人民公安，在面对以“桃园”行动组为代表的国民党潜伏特务的持续破坏时，展开了艰苦卓绝又针锋相对的斗争故事。虽然《光荣时代》的开放性结局让一些观众有些质疑，但整体看来，仍然有不少可圈可点之处。
放弃“完美特工”主角人设
谍战剧作为一个成熟的影视题材，已经形成了“以完美主角为核心，以强力反派为衬托，以严密逻辑为主线，以战争武戏为背景”的基本框架。比如，近几年热播的谍战剧《伪装者》、《风筝》，还有更早一点的《暗算》，无论是胡歌扮演的明家二公子明台，还是柳云龙扮演的郑耀先、钱之江，都是要颜有颜、能文能武的“完美特工”人设。
在这类谍战剧中，剧情的结构是环状的，所有紧张刺激的惊险剧情、所有勾心斗角的政治权谋、所有枪林弹雨的激战画面，都是围绕这个理想化的完美大男主而展开。导演呈现给观众的，首先是一个大智大勇的“孤胆英雄”、一个算无遗策的“完美特工”，然后才是那个民族危亡的战乱背景、那个民心向背的动荡年代。这种“特写”式的剧情设计，在放大主角魅力光环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让观众产生了距离感和陌生感。
而在《光荣时代》中，导演对主角人设采取了“降维”和“下沉”处理。张译呈现给观众的，并不是一个理想化的“完美特工”人设。相反，他身上那股既接地气又讨喜的草根气质，那张既让人卸下防备又不时透露着狡黠的老实人脸，一方面巧妙消解了传统谍战剧中由男主角“精英”、“高冷”、“完美”而带来的陌生感，另一方面也自然而然地消解了以往主旋律片里由“高尚”、“牺牲”、“信仰”而带来的距离感。
用“小人物”呈现“大故事”
《光荣时代》的另一大特点，就是采取“大故事小人物”的剧本结构。在故事与人物的处理上，导演以新中国成立前后侦破国民党潜伏特务组织“桃园”行动组一案为主要故事背景，在刻画郑朝阳、郝平川、白玲三位主角办案过程的同时，塑造了一口京腔、人情练达的旧警察多门，从小混混逐步成长为一名人民公安的齐拉拉，从妓院被解救后开始新生活的小东西等一批平凡小人物的鲜活形象。这些小人物的成长与改变，正是时代背景和故事背景向前发展的一个个生动写照。而郑朝阳与郝平川的搞笑搭档、郝平川与多门的冤家斗嘴，既是对特务破坏、暗杀行动制造出的紧张氛围的一种调剂，也让这部谍战剧充满喜剧元素和生活气息。
值得一提的是，在对首都公安反特锄奸工作的呈现方式上，导演并没有把笔墨全部放到主角的个人表现上，而是留出专门笔墨，穿插描绘了当时同步开展的投诚运动、自醒运动，以及北京平民百姓，甚至部分国民党潜伏特务对旧政府、旧社会的失望和对新政权、新生活的向往。而事实上，思政工作与民心向背，正是新中国成立前后我们党开展反特锄奸工作的一大政治优势，而这一点，恰恰是大多数表现个人英雄主义的谍战剧所遗漏的。应该说，这一细节处理，既是对社会时代背景的高度还原，也是对剧名《光荣时代》的精准扣题。
感情戏处理克制，但开放式结局惹争议
谍战剧中对感情戏的处理，一直是众口难调的经典难题。感情戏少了，原本就紧张刺激、冷静严密的剧情便会缺少温度;感情戏多了，又有矫揉造作、拖慢剧情的嫌疑。比如口碑不俗的《伪装者》和最近热播的《惊蛰》，其不必要和过重的感情戏份，已经成了许多优秀谍战剧的滑铁卢。在这一问题上，导演显然是有清楚认知的。所以我们看到，尽管郑朝阳和白玲这对男女主角在破案过程中逐渐从互怼发展到互相欣赏、互生情愫，但是这份感情比起组织纪律和工作任务，还是克制而隐忍的，直到最后一集的送行宴会上，两人的感情才得到了一次正式的公开表达，然后又点到即止，连最后两人的工作分配去向都不做具体交代，这一欲擒故纵的结尾方式反而让观众替他们操碎了心。
候鸟是谁?最后一幕的火车将开向哪里?在结尾的处理上，导演出人意料地选择了一种大胆的开放式结局，至于这个处理是否有必要?留下的线索是否足以支撑这个结尾方式?还是只是导演在为拍续集做铺垫?恐怕一千个观众心里，会有一千种答案。(林中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