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子的门诊病历摞起来有十多本，涵盖了景县、德州、衡水等本地医院、省人民医院、省二院、山东齐鲁医院、北京市医疗机构等地的病历，与之相伴的，还有一叠来自各地医院的诊疗卡，以及在北京联网医院跨院通用的京医通。病历本首页的日期，有的已模糊成泛黄的水印，而“张文兰”这个名字却依旧清晰醒目。它宛如一条无形的丝线，将这些年在各医院辗转求医的时光串联起来。那里面，有心血管介入室明晃晃的白炽灯，有核磁共振室波谱仪单调的敲击声，还有神经内科病房重叠交错的脚印……
在那些充斥碘伏与酒精气味的日子里，病历本无疑是最冰冷的见证，却也蕴藏着最温热的时光——我的手牵着她的手，步履匆匆地奔波在迷茫忐忑又怀揣希望的求医之路上。
妻子年轻时，曾饱受神经病症的困扰。那些年，为了帮她缓解病情，我和家人四处奔波，遍访民间高人，找到当地一些颇有名望的乡村“医生”，尝试各种各样的治疗方法，无论是偏方草药，还是针灸、艾灸等特殊理疗手段，只要觉得还有希望，我们都去实践过。不知是无数次治疗的累积终于有了成效，还是命运额外眷顾了我们，在她步入不惑之年之后，那些如噩梦般纠缠她的神经病症竟奇迹般地消失了。那一刻，我们家仿佛云开雾散，久违的阳光重新照进了我们的生活。
健康顺遂的时光总是太匆匆、太短暂。自妻子迈入五十岁的门槛，身体便如褪色的画卷逐渐失去光彩，各种病痛如汹涌潮水般纷至沓来——皮肤过敏反复发作、糖尿病悄然缠上、冠心病不期而至，甚至阿尔茨海默病也慢慢侵蚀着她的记忆。这些病痛轮番“登场”，曾经活力满满、健康快乐的她，竟在一夕之间成了一个百病缠身的老病号。
那是2003年非典疫情尚未爆发之际，平静的生活被妻子突如其来的皮肤过敏所打破。最初发作时，情况便不容小觑，只要接触到某些过敏物质，或遭遇冷热刺激、衣物摩擦等，她的皮肤就会突然发痒，紧接着，皮肤表面迅速鼓起形状各异的肿块，有的呈椭圆形，有的毫无规则。这些肿块大小不一，有的如同硬币般大小，有的却能连成一片，疙疙瘩瘩。肿块周围的皮肤，总是泛起明显的红晕，像是被一团无形的火焰轻轻舔舐过。更为棘手的是，这些肿块似乎有着自己的“节奏”，一般在几个小时内就会渐渐变平，皮肤看似恢复如初，可新的肿块往往又不期而至，如此周而复始，让人整日提心吊胆、心有余悸。
有一回，我不经意间在她皮肤上轻轻划了一下，不过几秒钟，划痕处竟肿起了条状的肿块，好似被红蚂蚁或蚊虫叮咬过的一般，瘙痒感瞬间加剧。后来听人说，这种奇特的现象叫作“皮肤写字症”。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病症，却给妻子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发作之时，她不仅要忍受皮肤瘙痒的折磨——仿佛千万只小虫子在皮肤下肆意爬行;同时还会心慌气短，呼吸也变得急促而困难。伴随着的，还有火辣辣的刺痛感。如此种种，让她一天到晚寝食难安，生活质量直线下降。
目睹妻子被病痛这般折磨，我心急如焚，赶忙陪她去县医院就诊。医生详细问诊后，判断她可能是患上了荨麻疹。然而，按照医嘱用药之后，病情却并没有明显起色，妻子依旧被病痛纠缠。我不甘心就此罢休，又陪她辗转到德州、衡水和济南皮肤病医院、河北省人民医院等医疗机构，寻求更专业的诊断与治疗。但令人沮丧的是，治疗效果始终不尽如人意，病情还是频繁发作，丝毫没有缓解的迹象。无奈之下，我决定陪她再去北京的大医院皮肤科，期盼能找到治愈的希望。
我们首站来到了国内外声名远扬的北京协和医院。这里的医生更加严谨细致，有条不紊地安排了一系列检查。首先便是抽血筛查常见过敏源，仅仅这一项抽血检查，就花了800多元。在当时那个年代，这无疑是一笔不小的开支。紧接着，便是皮肤点刺试验，细细小小的针在妻子的皮肤上扎了十几下。然而，等待我们的却是令人失望的结果，所有的检查都未能找到引发她病症的过敏源。但我并未就此放，在朋友的热心引荐下，我们又赶到宣武医院和北京皮肤病医院。满心期待能迎来转机，可现实却又给了我们沉重一击。在宣武医院，医生的诊断流程与协和医院如出一辙，依旧是先抽血化验，随后进行皮肤点刺试验。漫长的等待过后，结果依旧令人沮丧，我们再次一无所获。
一次次的希望落空，让我们的情绪低落到了极点，每当病情发作，我除了心疼，能做的也只有用手轻柔地抚摸她的患处，或者轻轻地反复拍打，试图通过这样的方式，为她尽量减轻一些痛苦。就这样，在煎熬与期盼中度过了三四年。说来也奇怪，如其同它当初莫名其妙地来，这折磨人的病症后来竟又悄悄地走，并且此后近二十年再未复发。
皮肤过敏症刚离去，室上性心动过速(室上速)与冠心病的阴霾又接踵而来。2005年4月的一天，我前往省教育厅处理工作事务，刚抵达石家庄，便接到家里打来的电话，告知我妻子因心率过速已被紧急送往县医院救治。在此之前，既没有明显的诱发因素，也毫无任何征兆，她突然就感到极度心慌，同时头晕目眩，胸闷得像有一块巨石压在胸口。经过心电图检查，结果令人揪心，每分钟的心跳竟达到了创纪录的160多下。听闻这个消息，我心急火燎，赶忙在电话里做了一番安排。
医院经评估后，决定采用药物治疗方案。这种药物虽然能够迅速降低心率，但风险颇高，犹如在钢丝上行走，容不得有半点闪失。县委主管教育的领导以及县医院的领导得知此事后，均极为重视，他们第一时间亲临现场，密切关注着治疗的每一个环节，以防出现任何意外状况。幸运的是，用药后的效果立竿见影，妻子的心率很快就恢复到了正常水平，人也平安地回到了家中。但谁能料到，这次发病仅仅是一个开端，在此后的日子里，室上速多次复发。为了给妻子寻找更好的治疗，我陪伴她先后前往德州人民医院和省二院求医。
那时，我们对这个病症的认识还十分浅薄，仅仅局限于依靠药物临时缓解症状，并未采取能够根治的措施。直到2007年8月，多亏好友——景县驻京办主任刘学武热心帮忙，妻子顺利入住北京安贞医院。入院第三天，医院便为她安排了心脏射频消融术。手术那天，县委主管领导和县教育局的部分班子成员陪我在手术室外守候。那两个多小时的等待，每一分每一秒都显得无比漫长，仿佛时间停滞了一般。终于，妻子被缓缓推出了手术室。因医院规定不让家属陪床，我只好在医院附近找了个旅馆暂住下来。术后第二天，医院便通知让病人出院。我放心不下，让妻子在旅馆里又静养几日，确认无碍后才离京回家。幸运的是，这次手术非常成功，自那以后，妻子心率失常症状再未出现。
妻子的冠心病症状，起初仅有些轻微的胸闷、胸痛以及气短症状，发病间隔时间相对较长，有时一年才发作一次，有时则半年发作一回。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病频率逐渐加快，症状也愈发严重起来。2013年秋，我陪妻子前往衡水永兴医院就诊。永兴医院是一家颇具特色的民营医院，尤以治疗心血管疾病见长。门诊医生经过诊断，建议妻子住院进行冠脉造影检查。这是妻子第一次面临冠脉造影手术，当时我的内心很是纠结，反复与医生沟通交流。当得知手术将由北京解放军总医院的专家主刀时，一颗悬着的心才稍稍安定了些。造影那天，女儿与姑爷早早来到医院，与我一同焦急地守候在手术室门前。没过多久，妻子便被推出了手术室。医生告知我们，有惊无险，患者心脏主要血管的狭窄程度小于75%，综合考虑，暂时无需放置冠状动脉支架，但仍需持续服药治疗。
回到家中，妻子的病情安稳了一阵子。可后来，病症又多次反复。到了2017年初，胸闷、憋气，连带后背不适、心悸等症状愈发严重，几乎隔三差五就会发作。发病时，只能依靠口服速效救心丸来缓解症状。我深知这绝非长久之计，于是赶忙着手联系安排，送妻子前往北京住院治疗。3月11日，妻子住进了北京阜外医院56病区，临床诊断为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依旧需要进行冠脉造影手术。手术前，护士拿来几张单子让我签字，单子上详细注明了手术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类风险与问题，看得我心惊肉跳，签字的手不由自主地停在空中，但为了能治好妻子的病，哪怕要冒点风险，也觉得值得。
3月13日，妻子被缓缓推进了手术室，我和女儿、姑爷站在手术室外，满心忧虑地等候着。不知过了多久，手术室的门终于打开，一位医生走了出来，告知我们患者血管内存在斑块，其中一条血管中段狭窄程度达到了80%，让家属赶紧商量是否放置支架。我几乎不假思索地回应道：“不用商量，该放就放。” 就这样，顺利为妻子置入了1枚支架。术后妻子恢复良好，第三天便办理了出院手续。出院后，为了确保妻子的身体状况，我们又分别在术后3月、6月、9月带她前往医院复查血常规、生化全套、便常规、心电图、超声心动等各项检查。那一年，我们几乎成了阜外医院的常客，饱尝了挂号难、住院难、住宿也难的艰辛。
时间来到2018年3月13日，妻子再次入住北京阜外医院56病区。3月15日，又一次进行冠脉造影手术。这次手术进行得十分迅速，我忍不住诧异问道：“这么快啊?”医生却回呛了一句：“快了不好啊?”实际上，此次检查发现血管狭窄并未超过70%，而且原来放置的支架情况良好，所以这次无需再放置支架。医生嘱咐，需继续服药治疗。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就在这次术后三个月，险些发生重大意外。6月17日，正值星期天，我开车带着妻子准备前往德州。车子刚驶出县城，妻子突感胸闷气短，后背疼痛难忍。她虚弱地说：“咱不去了，回家吧。”我见情况不妙，立即调转车头，径直驶向县医院。恰好二女儿在县医院心电图室工作，赶忙为妻子做了心电图检查，结果显示窦性心律、急性下壁心肌梗死。我俩一刻也不敢耽搁，急忙搀扶妻子前往16楼的心内科病房。此时，妻子的病情急剧恶化，疼得大喊大叫，豆大的汗珠布满额头。医生见状，迅速给予含服硝酸甘油并输液溶栓，女儿不知从何处又寻来止疼的“杜冷丁”。
经过一系列综合施治，直到下午，妻子的病情才稳定下来。医生诊断此次病情为冠心病——急性下壁心肌梗死，同时伴有2型糖尿病，随即给予溶栓、扩冠、抗血小板聚集等对症治疗措施。为防止斑块脱落，一方面通过药物溶栓，另一方面要求妻子绝对卧床休息，吃喝拉撒睡都只能在病床上进行。在这住院的日子里，我与女儿轮流守护在病房，夜以继日，悉心照料，妻子的身体很快恢复过来。后来，医生建议再次进行冠脉造影，以查看溶栓效果。
当时我的心情极为矛盾，转院治疗担心途中活动会导致斑块脱落，而在县医院做造影，又担心医生技术不够成熟，万一发生意外。就在我犹豫不决时，心内科曹主任耐心向我解释，他们会邀请石家庄医院的王守义主任亲自前来主刀。我赶忙让在石家庄工作的同学帮忙了解情况，得知这位王主任原是石家庄市医院心内科的老主任，退休后又被返聘回原单位，每个星期日还会到景县坐诊。王主任到来后，我与他进行了多次深入的交流探讨，他承诺一定会亲自做好这次冠脉造影手术。6月30日，医院在做好充分准备的基础上，在导管室为妻子实施了局麻下的冠脉造影术。手术进行得很顺利，血管内并未发现斑块。妻子术后也没有出现胸闷、憋气等不适症状，那一刻，我心中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7月4日，妻子病好出院。
此后多年，妻子的病情总是反反复复，我陪着她在景县、衡水与北京之间来回奔波，先后辗转于衡水永兴、北京阜外、安贞、宣武、武警总医院等多家医院就医。有一年，我计划让妻子去安贞住院调养。我俩提前在距医院东门口不远的安贞汇洋宾馆住下，然后费尽周折挂上了安贞医院的专家号。见到医生后，我详细介绍妻子的病情，并诚恳地表达了想住院的愿望。可医生却不同意，她表示，按照病人目前状况，尚未达到住院标准，不能安排住院。我再三恳求，却依旧无果。无奈之下，我们又辗转来到宣武医院，挂上了心内科的号，医生接诊后，略带责备地对我说：“你既然已在阜外和安贞看过病，怎么又跑到这里来了呢?”言外之意，似乎在暗示他们医院在心血管病治疗上比不上那两家医院。感谢这位诚实的医生，没有让我们再过度治疗。
这些年，妻子的冠心病时好时坏，即便她每天都按时服药，但病魔就像一个如影随形的幽灵，始终在她身边徘徊。为了以防万一，家里的桌上、床头、妻子衣服口袋，乃至我自己衣服的口袋，都悉心放置了速效救心丸或硝酸甘油这类急救药物，以备不时之需。或许这便是暴风雨前的平静吧，近二年来，妻子的冠心病病情仿佛逐渐稳定下来，做冠脉CTA，显示“支架内管腔通畅”，左前降支、左回旋和右冠状动脉均“管腔轻度狭窄”。这种表面上的安稳，给我们营造出一种盲目乐观的错觉。同时因她的阿尔茨海默病日趋严重，转移了我们的注意力，以至于在这次住院之前，未再安排造影检查，令人后悔莫及。
如果说冠心病是一场无预警的雷暴——瞬间夺走呼吸与心跳，让挚爱在疼痛与仓促中离去;那么阿尔茨海默病就是一场漫长的落日——看着记忆与认知一寸寸沉入黑暗，徒留至亲在余晖中拾捡零星的微光。妻子的阿尔茨海默病已有十多年病史，早期症状并不明显，主要是记忆力减退，忘记刚发生的事，经常找不到钥匙、钱包等随身物品。最近几年，病情愈发严重起来。为了探寻病情的根源与发展态势，我们先后辗转于德州人民医院、衡水第七人民医院、北京博仁医院、北京宣武医院、北京海淀医院等多家医疗机构，为妻子进行脑电地形图检查以及脑部核磁共振检查。
同时，又在北京宣武医院、衡水第七人民医院多次进行认知功能测试，测试结果令人揪心，清晰显示出她的认知功能受损极为明显。此时的她，已经难以进行有效的交谈，话语常常词不达意，让人听了一头雾水。而在日常生活中，那些令人心酸的变化更是让我们感受深刻，她开始叫不出亲人的名字，即使至亲站在眼前，也仿佛隔着一层模糊的纱幕，无法辨认;她不知饥饱，刚刚才用过餐，转眼就嘟囔自己饿了;她的疑心变得很重，时常藏东西，把衣服包起来放到她睡觉的床上，尤其是钱包，仿佛那是她守护的珍宝，却又常常忘了藏在哪里;她的情绪极不稳定，像六月的天气，说变就变，容易发怒，还时常自己给自己说话，那些话语往往莫名其妙，让人摸不着头脑。到了病情后期，尽管在生活上还勉强能够自理，但行为举止常常异于常人，衣食住行都需家人照顾。
为了给妻子治病，我带着她跑遍了北京各大医院，仅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就先后有5位知名专家为她进行过诊治。曾经有一位专家惋惜地对我说：“这个病堪称世界难题，想要让她恢复到以前状态，几乎是不可能的。治疗效果理想的话，也只能是延缓病情发展。”还有一位专家也严肃地告诉我：“这种病并不直接影响寿命，你要做好长期陪护的思想准备，因为它很有可能会成为整个家庭大的负担。”目前，治疗这个病的主要药物是“盐酸美金刚片”和“盐酸多奈哌齐分散片”。其中，“盐酸美金刚片”需从欧洲国家丹麦进口，不仅价格昂贵，还是处方药，每隔两个月，我就要往北京宣武医院跑一次，挂上号后，由医生开出处方，才能买到这种药。一开始，我每次都带着妻子一同前往。然而，新冠疫情期间，出门极为不便，无奈之下，我只能独自来回奔波。好在医生体谅我的苦衷，告诉我可以不用让病人亲自前来，由我代为讲述病情即可。
2022年5月初，新冠疫情的阴霾尚未散去，妻子突然出现恶心、呕吐等症状。在送她去县医院的路上，仍呕吐不止。到县医院后，我们为她做了好几项检查，却未能查出病因。即便用了药物，效果也不明显。随后，我们又去了梁集医院、衡水哈院、衡水第七人民医院，遗憾的是都未能找出病因。5月中旬，景县至德州的道路解封。5月17日，我带着妻子住进了德州人民医院神经内科。在这里，医院安排了一系列详尽的检查，包括抽血化验、24小时动态心电图、颅脑平扫+MR、腹部超声、腹部CT、胃肠镜检查以及脑部核磁等。其中，颅内平扫+MR结果显示，她脑内存在多发缺血、腔梗灶以及轻度脑血管动脉硬化的情况。而胃肠镜检查时发现她患有多发息肉，随即进行了切除。
综合各项检查，医生最终诊断妻子患有腔隙性脑梗死、认知障碍、2型糖尿病、冠心病等多种病症。那是一段特殊又艰难的时光。新冠疫情肆虐，医院防控严格，患者与病人家属每天都要进行核酸检测，陪床人员必须固定，中间一般不得换人，其他人员也不得随意进入病房。从5月17日到6月8日，整整22个日夜，我独自一人在病房悉心陪伴她着她。有一天凌晨，值班护士突然把我叫醒，告诉我妻子在病房走廊的角落里解小便。我明白，一定是妻子见我睡着，不忍心叫醒我陪她去卫生间，自己又找不到地方，才发生了这样的情况。我赶忙起身，到病房盥洗处拿了拖把和墩布，默默地将走廊清理干净。
为配合药物治疗，在征得主治医生同意后，每天下午在妻子不输液的时候，我便陪她到医院附近的一处按摩室去做艾灸与按摩。经过多方综合治疗，尽管最终还是没有明确病因，但入院不久，妻子的恶心、呕吐症状就得到了缓解，食欲也有了明显增加。看着妻子的病情一天天好转，我的担忧也减轻了不少。同时还借此机会，分别挂了好几个科的专家号，为她身体做了一次全方位的检查和治疗，消除了一些之前尚未发现的隐患。
妻子的阿尔茨海默病后期发展速度较快，在为数不多的清醒时刻，她曾多次流露出深深的苦恼，嘴里不住地念叨着：“我傻了!我傻了!”那声音里满是无奈与恐惧，常听得我心酸落泪。事实上，在很多时候，即便被病魔侵蚀了大脑，在她的潜意识里，对家人的疼爱依然如故。每当我在厨房做饭时，她总会主动地过来帮厨，我不让她动手，她就在一旁默默站立，或者做一些不太恰当的小事，那份心意让人感动不已。
有时，她会主动拿起扫帚或墩布打扫卫生，尽管可能扫得不够干净、扫的地方也经常不对，但她想要为家庭出份力的心情，却如同一束温暖的光，照亮了我们的生活。遇到阴雨天，她还会像过去一样，轻声叮嘱我：“天冷了，穿厚一点吧。”那温柔的话语，仿佛将我带回了从前健康快乐的美好时光。早晨吃饭时，她常把为她煮好的鸡蛋推到我面前，执意让我吃。洗好的衣服晾干后，她也会主动地收起来，只是常常放错了地方。我和女儿呵斥调皮的孩子，每次她都护着挡着，说他还是孩子，不让我们管教。这些看似细微的举动，无不体现着她对家人那种深入骨髓的爱，即便记忆在消退，这份爱却从未缺席。
妻子走了，留下了这些带有她体温的病历本，宛如一段被折叠的光阴、一盘无声的录像带，它承载着我们携手走过的漫长岁月，记录着我们在病痛阴影下的挣扎与坚持，更见证了我们相濡以沫恩爱一生的深厚情愫。
2025年5月8日
作者简介：王连忠，1955年生于景县青兰乡，1977年毕业于衡水地区农校，1986年毕业于河北大学党政干部基础专业。历任景县政府办公室秘书，景县高堡、隆兴、连镇等乡副书记、乡长、党委书记，景县教育局局长、党组书记，衡水市第一、二、三、四届人大代表，出版个人文集《凡人碎语》，参与编撰《景县民俗文化集萃》《景县史苑》，文章散见于各级报刊，现为景县历史文化研究会理事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