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说现在科技界存在的学风问题，都是急功近利导致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工作不能只争朝夕，一定要培育好的土壤，让科学家能够静下来，只有静下来才能做成大事。”12日，中国科学院院士刘忠范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作为教育部科技委学风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刘忠范对学风问题尤为关注。谈及11日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刘忠范直言，说明国家已经认识到了学风问题的严重性。
《意见》指出，要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出发点是好的，关键在于是否能够落实，现有问题如何破解。”刘忠范说。
优化“指挥棒”模式 让科研回归学术
在刘忠范看来，学风问题很复杂，是由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内因就是科研人员本身，对科学精神认识存在欠缺，外因则是学术共同体的影响，即群体学风不好，各种小圈子，项目和头衔帽子评审时的各种打招呼、托关系等。
“而这种急功近利，某种程度上讲，与当前的评价体系有关，过度、过急的学术评价，不利于营造风清气正的学术环境。”刘忠范说，以爱因斯坦为例，其广义相对论研究了8年，这8年内任何一个时间点或者做出来后立刻去评价，都丝毫没有意义。
确实，同济大学交通运输工程学院教授张轮也认为，学术界一定要远离急功近利，要消除“急功”。
从宏观层面来说，需要改革和优化现有“指挥棒”模式，拓宽科技成果评估的时间和空间尺度。对待科技成果的评估范围越小、时间尺度越短，越容易导致“短视”或者“近视”，科学、技术、工程难题的破解往往需要日积月累、甚至世世代代的努力，着急不得。
从微观层面来说，需要实事求是的态度，对科研人员和成果进行多元评价，回归科学成果价值的本源。简单量化评价的结果使得科研工作者舍本求末，将科研变成追名逐利的工具。从这个角度讲，国外高校的“长聘轨”制度值得借鉴，可以让科研人员有足够的空间和时间去思考创新的“诗和远方”，而不是为了既得利益等“眼前的苟且”而疲于奔命。
“再就是要避免‘近利’，可采用发达国家的通行做法，科研经费的使用和个人收入无关，健全法律、财务制度，杜绝通过科研经费‘寻租’和一些隐性的评审评估的‘利益输送’。”张轮说，在一些国家和地区，连科学研究基金的申请人和基金管理者的私下约会都是有申报制度的。
“归根结底，一定要让学术回归学术，其实，真正的同行很了解一个人的学术水准，不必看他发表多少论文，发在什么刊物上。”刘忠范说。
建立诚信体系 让学术造假者身败名裂
科研诚信是科技工作者的生命。近年来，论文被撤稿等事件，折射出我国科技界存在浮夸浮躁甚至弄虚作假等不正之风。
对此，《意见》旗帜鲜明地指出，要坚守诚信底线，高等学校、科研机构和企业等要把教育引导和制度约束结合起来，主动发现、严肃查处违背科研诚信要求的行为，并视情节追回责任人所获利益，按程序记入科研诚信严重失信行为数据库，实行“零容忍”，在晋升使用、表彰奖励、参与项目等方面“一票否决”。
“确实应该如此，要在科技界建立诚信体系，制定红线，一旦跨越红线，出现学术造假问题，就永远也申请不到项目。真正的科学家是很顾及学术生命的，对他们来讲，信任是最大的压力。因此，建立学术诚信体系特别重要。此外，要加大惩罚力度，让学术造假者身败名裂。”刘忠范说。
刘忠范早年曾在日本留学，据他介绍，在日本，学术不端的代价非常惨重。2014年，小保方晴子学术造假，丢了自己的职业，导师因此自杀，所在的研究所所长是诺贝尔奖获得者，半年后也辞职。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与古人类研究所古生物学家徐星也表示，科研院所的本位主义致使学风问题每况愈下。惩罚相关人员虽然有助于端正学风，但会损害本单位的利益，这让相关单位大多会采取大事化小的策略。希望如《意见》所言，全社会对学术不端一致采取零容忍态度。同时，还要加强对青少年学生的教育，让他们从小养成实事求是的习惯，才能逐步消除这些现象。
张轮也认为，只有自觉地热爱科研和维护科研探索的环境，才是可持续的、也是成本最小的路径。对科学精神和科学伦理的教育，在一定程度上说，我们是缺乏的，需要从小做起。
刘忠范强调，学术生态建设是个系统工程，需要下气力，更需要耐心。需要沉下心来，慢慢培育，静等花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