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0日上午，北京市十五届人大二次会议表决通过《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将于今年6月1日正式实施。与此同时，一系列关于非遗保护的组合拳将打出。
作为非遗保护的地方性法规，非遗条例的出台，对于保护一些濒临失传的传统技艺，解决“人亡技消”的困境意义甚大，非遗进校园、进社区，也有了法律支持。
“人亡技消”似乎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难逃的宿命。每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炎黄儿女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非凡的创造。仅北京市，已有昆曲、古琴艺术等11项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126个，市级非遗代表性项目273个，区级非遗代表性项目909个，堪称蔚为大观。
只是，其中创造和传承的甘苦冷暖，唯有业界中人才能体会。 “世上生意甚多，唯独说书难习，紧鼓慢板非容易，千言万语需记。一要声音嘹亮，二要顿挫迟急，装文装武我自己，好似一台大戏。”这段词说的即是学习北京琴书的不易。用北京琴书传承人刘砚生的话说，“学十年能到台上演出就不容易了，琴书艺人是要‘平地抠饼’的，要让大家愿意掏钱给你。”
然而很遗憾，许多非遗项目正面临“人亡技消”的不幸困局。一方面，随着互联网文化和技术文明的异军突起，公众生活的快节奏和休闲文化的多元，尤其新新人类的出场，包括北京琴书在内的许多优秀文化艺术，渐渐失去了应有的市场。遂由大众艺术变成了小众艺术，没有了市场舞台自然只能“自弹自唱”、自娱自乐，进而从根本上抑制了非遗传承和创新的内在动力。
另一方面，基于“口传心授”的本质特性，“人亡技消”的自然规律，使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濒临失传的厄运。在非遗项目总量占全市三分之一的北京市西城区，传承人平均年龄65岁左右。由于部分传承人年事已高，有的已去世，传承能力较弱的非遗项目占到了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西城的绢人制作就曾因代表人物去世而长时间没有传承人。这种困厄，正是中国非遗所共同面临的危机和挑战。
我国自2004年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遗公约》，2011年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至今已取得巨大成绩。可仍有许多项目“招不来、留不住、传不下”，尤其“人亡技消”魔咒亟待破解。根本的路径正在于通过地方立法，将国家法律更加细化，使其能够因地制宜真正落地生根，提供更坚实的法治保障。
《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可谓亮点多多。如，建立和完善了代表性传承人、项目保护单位、后继人才培养、分类保护等制度和机制，推动代表性项目活态传承。以往，一个非遗项目只能有一个代表性传承人，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部分集体项目的传承推广。目前全市325家项目保护单位，首次获得了“传承人”身份，且对积极履行项目保护职责的企事业单位给予资金支持。
非遗传承也不再是传统的收徒传艺模式。将通过现代教育体系拓展传承方式，在高等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间的贯通培养项目中增加非遗相关专业。同时，通过补贴消费等方式，支持非遗“进社区”“进校园”，引导消费者购买、体验非遗产品和服务，也将大大拓展市场空间，为非遗的保护和长期发展注入生机和内在活力。
